摘要：历史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早在蜀王子南迁交趾创建安阳王朝即露冰山一角。秦汉到清末民初，巴蜀内陆与中国南海沿岸互通的文献材料、文物证据、碑铭族谱越来越完整，包括桂系铜鼓北传四川、士壹贡马孙权、南中受诱叛乱、渝州人侯弘仁开道邕州、蜀僧乌雷扬帆、蜀锦与钦香互易、孙中山《建国方略》等，都证明各历史时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线路较为清晰。它既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主通道之一，更是陆上丝绸之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动脉。其从古代到近代，在人流、物流、文化流、信息流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巴蜀；云贵高原；岭南；南海
中国地势第二级台阶陡降1000米以上，才能到达第三级台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岭南沿海地区。处于前者的四川盆地平均海拔仅500米，其向东、向南与平均海拔更低的第三级台阶的通道，乃在云贵高原及其东延山脉湖南雪峰山之间的广阔区域，呈马鞍状上攀下行。
四川盆地迅速通海的地域，直线距离最近无疑是两广地区；但遭遇这座“马鞍”的横亘，历史时期有无交流障碍？如果没有，这样的通达是顺畅还是偶有为之？在今天国家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更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国务院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的建设期从2019年开始，展望期至2035年，起点是川渝、终点在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北海港、防城港），有三条主通道，西线成都-宜宾（泸州）-百色、中线重庆-贵阳-南宁、东线重庆-怀化-柳州，建设周期长达16年。
通过梳理文献和实地考察，不难看出，国家战略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各历史时期确有线路存在，岭南地区与四川盆地没有受到地势迥异的云贵高原阻隔，交往的历史悠远，关联的程度密切，通达的途径多样。
一、文献记载巴蜀–岭南交往
从文献上看，巴蜀与岭南的交往有蜀以“南中为园苑”[1]，僰侯[2]南逃今越南建立安阳王朝[3]，司马错伐楚[4]，常額略通五尺道[5]，寡妇清大开丹汞[6]，巴子五兄弟流入五溪[7]，秦军“塞镡城之岭”[8]，蒟酱流味番禺之乡[9]，唐蒙巴符关通夜郎[10]，西汉开凿南夷道[11]，诸葛亮南征[12]，南中子弟远征交州[13]，渝州人侯弘仁开道交桂[14]，南诏南侵[15]，蒙古斡腹攻宋[16]，元征亦奚不薛[17]，明初郭英、胡海出永宁[18]，丁宝桢川盐入黔[19]等，或自巴蜀或自滇云而南，从内陆一直影响到南海。
这之间，从南向北发散影响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如卜人以丹砂贡周王[20]，杜宇、鄨灵[21]北进成都平原，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22]，士壹贡马孙权，南中受诱叛乱[23]，东晋广州刺史邓岳击夜郎、兴古[24]，唐开步头路、筑安宁城[25]，唐交州刺史李道彦北伐黔中[26]，随狄征侬[27]，铜铅京运[28]，孙中山《建国方略》[29]谋划西南铁路计划等。
其中，巴蜀通达岭南较早并最为准确的记载，乃《西南夷列传》和《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言，番阳令唐蒙在番禺（广州市）侦知蜀地蒟（枸）酱不断运至，成为南越人贵重菜肴。
文献记载诸葛亮南征起因，乃南中叛乱，分析背后实质，是岭南与云贵高原的交通勾连所致。从合浦太守士壹“时贡马凡数百匹”[30]到东吴的史实可知，至迟东汉末年，云贵高原与与岭南沿海存在一条盐马交换路径。士壹兄长、交趾（今越南中北部）太守士燮“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孙权）”[31]，就是有效利用士壹打下的交通基础和人脉关系，轻松说服南中势力在蜀汉后方大规模拱火。
秦汉岭南不产牛马羊，反之，缺盐的西南夷地区“牛羊被野”[32]。士壹一次就达数百匹的贡马，就是盐、珠贝等海产品等价交换所来。
蜀商与岭南的贸易汉代开始即异常活跃[33]，士壹盐马交换路径自然与蜀蒟酱等物资交换路径有重叠之处，通过右江（西汉文象水[34]）及其上游支流驮娘江、西洋江长途往返南海最符合山川情状，与宋代横山寨市马如出一辙。
地处右江边的百色市田东县（西汉增食县[35]）横山寨博易场[36]，大理马、乌蒙马、罗甸马前去交易盛极一时。北宋即在在邕州（南宁）设“提举买马司”专司负责。“蛮马之来，他货亦至”[37]，各类商品交易活跃，“人皆便之”[38]。
蜀锦和海外“钦香”[39]皆受中外欢迎。北宋王朝在钦州江东驿[40]专门开设的国际性博易场，年复一年跃动着往返蜀、钦之巨商大贾们的身影：“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41]。
中外商人钦州年年博易，动用资金巨大、中转周期固定，证明巴蜀-南海长期保持一条稳定通畅的“香锦之路”。与唐代一心求佛的巴蜀僧人进入岭南一样，行走路线都是“蜀川牂牁道”，具体走向也如士壹盐马道。
巴蜀僧人从钦州海行印度取经，乃南方丝绸之路东线[42]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典型事例。唐初，明远等5名成都籍法师分三批从“振锡南游”，或从交趾、或从乌雷（今钦州）等沿海港口船行天竺（印度）[43]。早于他们500多年，更有20多名中国僧人从蜀川牂牁道去到印度“支那寺”[44]，分析应是“由牂牁道自四川走贵州”[45]浮右江至沿海扬帆所至。
翻越云贵高原后，巴蜀唐僧和宋商去往北部湾海滨，最为近便就是行舟南宁的邕江右岸支流八尺江、平塘江（沙坪河）等上游水尾处，起旱跨过山岭“陆桥”[46]，再舟行钦江、茅岭江上游的入海诸河。
同理，钦州的海盐等物资则反向随“钦香”北走。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十七日，徐霞客逆郁江路过横州（西汉安广县[47]）江口镇，就看见“钦州盐俱从此出”[48]。至今钦州往北能行船到达各水尾码头的地方，都有无数盐埠遗存。
横州江口镇是今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控制性工程平陆运河的起点，可以说，宋代香锦路就是历代盐路，从士壹所贩到霞客所见，山川地理没有变化。其中，灵山县北烟墩镇红崖山古道摩崖，刻有指示牌似的“横州城内”四个大字及一行小字，见证郁江水系与钦江水系相连的“陆桥”作用，也证明一直到晚清“同治甲戌”（1874年）都在大规模修缮道路[49]。
南中国海北部湾，三座美丽的地级城市向海而立，从东往西分别是北海、钦州、防城港；北海下辖县还有海上丝绸之路首发港合浦。防城港是钦州派生的，钦州、北海是合浦派生的，有建置开始，合浦郡（包括今广东省徐闻县）的长官就有效治理着这一片山山海海。从横州继续循郁江-浔江东下到达梧州上游藤县，可转逆北流江水尾起旱，翻过桂门关短暂“陆桥”转顺南流江，即一航到达合浦。不管往来灵渠还是柳州还是右江上游地域人流、物流，唐代以前大都选择此条线路行进。
二、文物证明巴蜀南向关联岭南
“西部陆海新通道”历史上绵延数千里，众多出土、出水与传世文物表现出高度关联性。如三星堆牙璋与广西那坡、越南北部出土牙璋近似[50]，也与右江、柳江部分出水牙璋类似[51]；蜀地之漆远传广西贵港[52]，蜀郡、广汉郡工官生产的优质漆器成批量运销牂牁郡（安顺）[53]；南海登陆的舶来品太平洋珠[54]、海贝（包括紫贝）[55]等，在北上巴蜀沿线都有留存；“生态文物”如茄子、冬瓜、苦瓜、南方型黄瓜等，也经岭南地区引种到巴蜀[56]。
其中，青铜器物、早期佛教文化的交流相当明显。
青铜器。巴蜀式柳叶剑向南传播到云南，变种为滇式无格青铜剑[57]，继续南传广西田东[58]等地；湖南湘西州、怀化市博物馆，广西柳州市瓯骆文化博物馆藏有收集于当地的柳叶剑[59]；蜀式无胡戈云南、越南等地都有分布[60]，柳州发现的一件还簇有巴蜀图语[61]。
瓯骆、滇、夜郎的青铜文化北传巴蜀。成都市区金沙巷出土具有明显粤文化的鼎[62]；起源于岭南的双耳锅，从合浦文昌塔、海南临高一路经兴义、兴仁、黔西北传到泸州[63]；什邡、彭州、广元等地文博部门展陈有带滇文化韵味的青铜钺[64]；简阳出土1件战国中晚期青铜戈，与滇文化无胡戈纹饰特点完全一致[65]。
夜郎尚竹文化，早在战国即被蜀、巴族群接受。什邡城关出土的一件战国竹节纹铜矛，矛胶的下部饰有一只曲身的伏虎，四爪伸张，口吐岐舌，舌端延长成竹节型，向上挺拔，直抵矛锋[66]。宣汉罗家坝博物馆也展陈一件类似的文物器物[67]。
铜鼓。铜鼓是南方古代铜鼓民族重器，集宗教载体与身份地位于一体，“上者一面值牛千头或八百头，次亦不下五百头。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68]
云南铜鼓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通过右江流域传到岭南[69]。反之，它们北传巴蜀同时，桂系铜鼓冷水冲型、灵山型、北流型也传至云贵和四川，文山州博物馆藏有本土发现的全部桂系铜鼓；陆良县马街镇小西营村出土冷水冲型铜鼓1面；黔西南州博物馆、册亨县布依族博物馆、兴义市民族婚俗博物馆，分别藏有1面北流型铜鼓，皆收集于册亨县内；川滇边地域以符黑水（南广河）边的珙县曹营镇为中心[70]，冷水冲型、灵山型在宜宾叙州区、泸州[71]、古蔺、云南威信发现多面。
早期佛教元素。早期佛教传播载体是胡人[72]，基本上有胡人就有佛教元素，汉墓中的吹箫胡人俑，头戴尖顶帽者都体现佛教教义。胡人像有寄生在摇钱树树干和树座上，也有镌刻在画像石棺、画像砖上，也见于墓门石刻上，还有单独的俑像。
川江沿线有4尊陶灯座佛像堪为典型，分别出土于泸州城区[73]、昭通水富楼坝[74]、宜宾南溪长顺坡[75]、重庆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76]。前三者皆为胡人像，第四者为熊形陶灯，从熊与佛教的渊源来看，这尊陶灯座也是佛像。长江上游能创新出此类佛教载体，“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77]。
巴蜀早期佛教来至南海沿岸，走出一条自南而北的线路呈现较为完整。沿线分布的佛教伴生物莲花（包括莲座等）、狮型器、三角帽胡人、海龟等，最早在广州、合浦、梧州、贵港等出现，随后北传与之紧邻的黔滇兴义、兴仁、文山、红河，深入云贵高原腹地安顺、清镇、黔西、习水、赤水、昭通[78]后，通过朱提水（今横江）、巴符水（今赤水河）[79]等北传四川盆地南缘，再顺长江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继续北上乐山[80]、彭山[81]、什邡[82]、璧山[83]、绵阳[84]、广元[85]等地，直到陕西城固[86]一带终止。其中，合江赤水河莲花“生长过程”，是中国目前所见早期佛教伴生物莲花最为全面的表现[87]。
出土简牍。黔水（今乌江）[88]支流丹涪水（今郁江）[89]上游重庆彭水县郁山镇，秦时期建县涪陵，唐代为黔州都督府（治彭水），众多羁縻州县遍布渝湘黔边。古涪陵县依托天然优质盐泉大肆发散周边[90]，出土的里耶秦简记录与地处五溪流域的秦迁陵县（湖南龙山县里耶镇）、酉阳县（湖南永顺县）发生盐运往来[91]。涪陵县地域出产丹汞，东汉至六朝墓葬中发现丹砂葬品，从重庆武隆、彭水、黔江、酉阳深入，连片贵州沿河、正安、道真、务川[92]。
昆明晋宁的河舶所汉代益州郡治遗址，近年出土数以万枚的两汉时期简牍和逾千枚封泥，目前可见“产巴郡江州”“广汉郡进拜杜□”“成都□□”“梓潼富里周得弟（第）一车辰”等文字，以及“犍为”“牂牁”封泥。简牍中多件户版文字格式与四川、湖南等地所见东汉户籍简相同[93]。
三、巴蜀地名受百越文化影响
百越民族携桂系铜鼓到达蜀地，原地名也相应迁来，川渝南部出现壮侗语地区普遍使用的地名，唐代泸州都督府14个羁縻州56个羁縻县，地名有或者接近“思”“都”“罗”“洛”“落”字之音的占约1/3[94]。它们遍布川渝诸如史坝、都良坝、杜市、罗场、洛亥、落卜、共乐镇（宋代名乐共）等，而带“僚”“老”“牢”“潦”的地名亦尚存。广西典型的“那”字地名（不时被转换为“南”字发音[95]）也漂移入川，留下纳溪、古蔺纳盘、江安南井、泸州蓝田（古称南田寨[96]）等名称。
迨至成汉，巴蜀大地开始散布来自岭南及今老挝[97]、越南[98]僚人，他们进入川渝的主要通道就是川江南岸支流河谷。其在川南、渝南留下的文化烙印明显，古代诗词时有所见。唐人陈羽夜泊曾经的犍为郡治宜宾城，铜鼓民族的鼓声、歌声震彻江上，遂作《犍为城下夜泊闻夷歌》以记：“犍为城下牂柯路，空冢滩西贾客舟。此夜可怜江上月，夷歌铜鼓不胜愁。”[99]
百越崇拜之神中有名“布洛陀”者，乃由僚人迁徙巴蜀时带来。宜宾长宁县老翁镇罗赶庙供奉的“罗赶神”，非道非佛，但却栖身寺观之中。“罗赶”意为“有岩洞的山弄”，明显与广西众多甘桑、甘必等地名发音和含义近似。罗赶神是百越之地的神祇，隐约地还原古代百越人信仰布洛陀之遗痕。
“罗赶神”汉语译名又作“六喊神”，还被附会于僚人首领身上。民国《江安县志》卷十四《庙祀》中，记有县内安济庙殿前供奉6尊“六喊神”，其中“有一神衔刀，双手持剖胸处，露心以示人”。同书卷二十五《外纪》评述“露心”者时，抨击宋廷对泸南僚人用兵的残酷史实：
六喊者，岂六姓酋长耶？夷本弱小，尚不敌晏子、个恕，安敢扰宋边？其入寇也，盖迫于晏、个二酋，非本愿也。其后熊本经制诸夷，内附意“必歼厥渠魁”，而六姓实为首祸。故其中一酋剖心自明、而五酋因之以免未可知也。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确有宋将熊本授意江安寨兵官残杀僚人记载，情节亦相吻合：“诱三里夷人斗设等至寨，因诘问伤杀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唱杀。”[100]
夷僚首领斗设英勇赴义，逐步汉化的僚人不曾忘记血脉深处的记忆，把斗设史实与布洛陀信仰杂糅；为了突出事件可信度，另配5神烘托，遂成为江安安济庙独特的布洛陀（六喊神、罗赶神）群像。
北宋中后期，泸南地域的长宁河和永宁河流域，成为宋廷最为关注的区域，皆因北上僚人与东进乌蛮等民族构成的“泸夷”[101]在此异常活跃，致使中央王朝不得不加强政治、军事力量压迫，从而爆发长达120年之久的边面战争[102]。在暴力和笼络下，僚人得以基本汉化或乌蛮化。北宋后期，随乌蛮首领阿永每岁自江门寨永宁河浮筏泸州市马的“诸蛮从而至者几二千人”[103]中，就有僚人组成的贸易团队。
四、巴蜀–岭南互通节点考察
研究历史上“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仅有文献和文物支撑尚嫌单薄，笔者为此进行多年考察，对川渝滇黔湘桂地域道路节点反复踏勘，多方求证。兹限于篇幅，略作例举。
播寨古道。发现贵州独山-广西南丹尚存1000米左右宋代古道。2016年9月，第一次考察时注意力集中在明末清初泸州艾氏南迁黔南的碑铭与族谱[104]观摩上，没有真正认识到位于下司镇新同村这条黔桂古道价值。
2024年12月重访，终于发现数处路面石板，系山石整体横亘而出，再比较其它石板的磨损程度，对比观摩过的众多古碥道，判定此路历史至少可上推到北宋年间。
带路的村民张仁华是香港原著民后裔。太平洋战争爆发，奶奶王景英怀抱着他1岁多的父亲，出香港加入撤向西南腹地的难民潮，一路西行，经过广西南丹的六寨，便在这条古道上再已挪不动脚步，只好就地改嫁。
镡城之岭道。秦始皇五军出岭南，最西一军剑指“镡城之岭”，笔者考察，该岭是今雪峰山南延而出的八十里大南山山脉，山中奔涌的渠江北流沅江，与南流的寻江-融江-柳江（古称潭水[105]）相背而行。2023年4月和2024年12月，笔者分两次考察处于湘桂交界的该地域，两次都得出明确判断：湘桂间步行2小时山路“陆桥”，有如灵渠，可以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连接之点位于湖南通道县平坦镇高步村（侗寨）与广西三江县林溪镇。二者近在咫尺，现代交通条件下，车程仅20分钟。
林溪镇和高步村皆有码头。前者是林溪河码头，该河系西江上游黔江（上游为红水河）支流柳江的上游支流融江的东源寻江的支流；后者是高步河码头，该河发源林溪镇高秀村，系沅江支流渠江上游支流平坦河的再上游支流。两河通过短短“陆桥”，可从长江航行到南海。高步河仅通航1吨左右，林溪河丰水期则可通航近5吨木船。
林溪镇木船时代较为繁华，码头位于镇中央林溪河左岸。40多年前，下游每天来盐船在这里卸货后改走山路转运湖南，返程拉湖南稻米而下寻江。寻江和都柳江（刚水[106]）、作为柳江东西两源，通航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良。
单就湖南境内细说。高步码头位于高步侗寨永福桥下，码头挡水石靠右岸直线横陈，清晰可见。访问不同老年村民，确系码头无疑。
笔者在距高步侗寨2.5公里的箐洪山，意外发现还有一条滑木之道，这条可命为“箐洪木道”的旁边，配套一条直上山顶的碥路，翻山即是林溪地界。
高步村民从广西买到木料，雇人在山那边抬上山顶堆积，等到汛期，从“脊弯梨”（侗语意为山顶最高处转弯的地方）开始顺道滑木料下山。
顺高步河而下转入渠江调查，在靖西县博物馆见到多枚越式青铜钺，还观摩到清代盐米运输告示碑，明确渠江是广西盐与湖南米交换运输主通道。
再沿渠江转入沅江中方县，该县文物股女股长佛晓（无姓仅名）打开库房，笔者观摩到出土的大量各类滑石器物。怀化本地无滑石矿藏，皆系渠水-沅水交通，把广西龙胜一带的成品运来。进入怀化市博物馆，得知馆内藏有1面桂系冷水冲型铜鼓，也是收集于渠江流域。
以上皆为古代五溪之一的渠水能主通岭南的佐证。因灵渠名动华夏，其西的镡成之岭道基本被忽略。笔者认为逆沅水-渠水向南攻击前进应有一支秦军，与处于灵渠一带“守九疑之塞”[107]等友军配合进攻岭南。前者依托柳江、后者依托漓江-桂江，继续前进共汇西江-珠江。从山川形便来看，扼住中原和西南进入广西西北部柳江流域的山脉，应该就是镡城之岭，即今日八十里大南山[108]。
第一次考察后，无意间与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聊起湘桂古道除开灵渠等通道以外，其西还有“镡城之岭道”。他回去查资料传来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女教授廖幼华曾经发过的论文《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109]供我参考，得知廖对湘桂黔边宋代交通调查后，命这条湘桂宋代交通线为“诚融通道”。其林溪一线与我的“发现”相同。因为她研究重心在宋代，没有就秦军“塞镡成之岭”作追溯，也没提及高步码头。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越过道路已经成型的宋代，上溯秦代作研究更为全面。
冗来古道。《册府元龟》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至西赵杨满洞出邕州，通交桂道。”[110]，2024年12月17日，笔者在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的提示下，前往贵州望谟县找到至今尚存的杨满洞（当地人也有称杨普洞）。虽然不能完全判定今日杨满洞确乃唐代杨满洞，但寻得傍行洞下残存的2公里左右“冗来古道”。该道横陈望谟县乐旺镇和桑郎镇之间，没有被破坏前，可北接安顺市紫云县、南通黔南州罗甸县。
用笔者自创的上述播寨处碥路观察法，冗来古道开凿年代至迟也可推至北宋时期。侯弘仁自渝州（今重庆市）地域出发，逆僰溪（今綦江河）进入贵州后，如何打通“渝-交桂道”至今为谜，其途经地若与冗来古道关联，从渝州到邕州大片地域可求得一定的轮廓[111]。其中桑郎紧邻南盘江-红水河，是罗甸到望谟的必经之地，渡河即进入汉代广郁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凌云、田林、西林等地）[112]，顺右江达八桂腹地。
五、结论
巴蜀-岭南古代有网状道路相互沟通，其中“西部陆海新通道”东、中、西三条主线，大致可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走向。由此可知，它们在川渝湘黔桂等地相应节点可以互通互达，网络状构成古代西南出海路网。
东线。从今重庆出发，顺长江到达先秦枳邑（今涪陵区），转溯乌江畔唐时黔州都督府彭水县，分别经郁山镇盐道与贵州沿河一带，进入五溪流域；利用沅水及支流渠水通道，翻过镡城之岭道陆桥进入广西柳江上游支流林溪河，在三江县与东北来的刚水都柳江交汇后，顺潭水在来宾市象州县转入黔江，进入南、北流江航道，直航汉代合浦港。
中线。可按侯弘仁所走路线，从渝州南部僰溪出发，翻过大娄山进入贵阳地域，在抵达牂牁诸部落的黔北、黔中后，其一西翼可进抵安顺，通过册亨县冗来之地，或者从贞丰县白层顺北盘江进入南盘江，皆渡江进入右江上游顺航南宁；其二东翼于贵阳东南下至独山-南丹-河池，右转翻越大明山镆铘古道，也可进入南宁地域[113]，跨过郁江水系与钦江水系陆桥，再次舟行抵达钦州出海。
西线。成都分顺岷江、沱江抵达今宜宾市、泸州市。宜宾处可分别逆朱提水秦五尺道、符黑水汉南夷道到达滇东、黔西，至安顺、黔西南州与中线西翼合路，达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再沿右江而下；泸州处则以巴符关为起点，逆赤水河至西汉平夷县（今叙永县赤水镇[114]）进入黔西、滇东，与宜宾南向之路相合。北宋中后期，泸州也可以上溯永宁河逆航至叙永县江门寨，在铁炉滩（今叙永县城）起旱陆行，翻过雪山关到赤水镇。至明清，永宁河入滇黔之道成为整个南方丝绸之路的主通道[115]。
（本文原载《文史杂志》2025年第6期，微信发布有增删，学术引用以原刊为准）
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初稿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二日终稿
【作者简介】四川省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古代西南交通研究者。
注释：
[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2]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5页。
[3]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66页；又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文存》，第341、345页。
[4]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页。
[5]《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6]《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7]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94页。
[8]《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9] [梁]萧统编：《文选》卷四《蜀都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6页。
[10]《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9页
[11]《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2995页。
[12]《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3]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08-309页。
[1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68页。
[1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传》，第5280页
[16]《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兀良合台传》。
[17][元]赵世延、虞集等：《经世大典》第八《政典》八番顺元诸蛮条。
[18]《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郭英胡海传》、《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二十《蓝玉传》陈桓。
[19]周询：《蜀海丛谈》卷下（卷三）《丁文诚公》，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中国]香港：文海出版社，1948年，第465页。
[20] [西汉]刘向：《逸周书·王会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2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3页。
[22]《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23]《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24]《晋书》卷八十一《邓岳传》。
[2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传》。
[2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27]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2021年6月第2次印刷，第54-60页。
[28]马琦：《铜铅重务——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西南矿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诚谢作者惠书；又[清]黎恂著、王瑰校注：《＜运铜纪程＞校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又[清]戴瑞徵著、梁晓强校注：《<云南铜志>校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
[29]孙中山：《建国方略》，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
[30]《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第1194页。
[31]《三国志》卷四十九《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第1192页
[32] [唐]樊绰撰：《蛮书校注》卷四《名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29页。
[33]周永卫：《两汉交趾与益州对外关系研究——以若干物质文化交流为主》，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又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张荣芳、周永卫、吴凌云：《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页。
[34]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07页。
[35]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第411页。
[36]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9月第1版，2012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第193-194页。
[37]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3页。
[38]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4页。
[39] [南宋]范成大著、严沛校注：《桂海虞衡志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40]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6页。
[41] [南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196-197页。
[42]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10页：南方丝绸之路有三条主线，分别到达缅印和南海。具体为：西线不变，继续是成都-西昌-云南-缅印；原东线成都-宜宾-云南-缅印，改名中线；新增成都-泸州-黔西滇东-南海为东线。
[43]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2004年北京第三次印刷，第67-76页、68页、72页、249页。
[44]《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103页。
[45]吴焯：《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46]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第9页：暂时阻隔航道、上岸可短距离陆上通过，再次入水连接航道的关隘、峡滩、瀑布等，都是陆桥范围。
[47]邓敏杰、邓韬：《广西政区集成》，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86页。
[48] [明]徐宏祖撰、朱慧荣校注：《徐霞客游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548页。
[49]大王滩国家湿地公园人文景观调查研究组：《大王滩国家湿地公园人文景观调查研究报告》，内部资料，2023年8月。诚谢主笔人黎之津先生惠赐电子文档。
[50]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196-204页；又蒋廷瑜：《“百越古道”中的铜鼓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二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08- 117页。
[51]笔者实地考察。
[52]蓝日勇、杨小菁：《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漆器铭文探析》，《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
[53]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 1993）》，第205页；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天龙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983 年第4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54]赵德云：《珠饰反映的两汉时期两广沿海和西南地区的交通》，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九州学林》（2011·春季），第46-47页。
[55]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④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蒋廷瑜：《高山之国句町》，《三月三》1984年第4期：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1卷《远古至元代的贵州》，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56]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8也。诚谢作者惠书。又见李家文：《中国蔬菜作物的来历和变异》，《中国农业科学》1981年第1期。
[57]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考古》1979年第6期。
[59]笔者实地考察。
[60]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第2版，第190页；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李飞：《贵州夜郎时期的青铜兵器综述》，1999 夜郎学术研讨会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夜郎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61]笔者实地考察。
[62]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原作者注转引自成都市考古文物工作队：《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3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宁县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
[63]吴小平、魏染：《朱提堂狼器考》，《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
[64]笔者实地考察。
[65]霍巍：《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70-71页。
[66]李学勤：《<什邡馆藏文物集粹>序》，载四川省什邡市文物管理所编：《什邡馆藏文物集粹》，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8页。
[67]笔者实地考察。
[68] [明]曾省吾：《西蜀平蛮全录》卷一一《寄内阁张老先生书六》；又《明史》卷二一二《刘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21页。
[69]蒋廷瑜：《“百越古道”中的铜鼓路》，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十二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8- 117、261-264页。
[70]笔者实地考察。
[71]胡文强：《巴蜀铜鼓文化研究》，四川省社科院201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第31页认为：宜宾、泸州及下辖县区博物馆所藏兴文青联鼓（兴3号鼓）、宜宾双龙鼓（宜宾1号鼓）、宜宾横江鼓（宜宾2号鼓）、泸州5号鼓、珙县琉厂鼓（珙县1号鼓），以及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51-1135号鼓、C/9262号鼓、C/4887号鼓等，都属于冷水冲型铜鼓。
[72]李刚：《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73]何志国：《西南丝绸之路早期佛像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7页。
[7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昭通水富县楼坝发掘报告》，载《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7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天府皕宝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0年出土文物选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76]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区博物馆：《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墓群发掘报告》，载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6-1327页、彩版八五•3。原报告误识熊为羊，笔者反复观察应为熊。诚谢涪陵博物馆研究馆员黄海惠传资料。
[77]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
[78]笔者实地考察。
[79]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页
[80]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81]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50页。
[82]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像》，《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83]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璧山县棺山坡东汉崖墓群》，《考古》2014年第9期。
[84]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85]笔者实地考察。
[86]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
[87]合江县博物馆从先市古镇赤水河边，收集有一汉棺棺盖。笔者观摩实物，发现左右两侧分别镌有3枝莲花，2枝莲蕾、莲蓬，完整表现出莲花生长过程。
[88]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79页。
[89]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2页。
[90]牛英彬：《彭水县郁江河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文物保护取得重要收获》，重庆考古网2016年7月12日（http://www.cqkaogu.com/news/2800.jhtml）。
[91]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92]陈东：《汉晋涪陵郡及墓葬论说》，载重庆市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西南文物考古》第四辑。诚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白九江研究员惠书。
[93]杨勇：《河泊所出土简牍封泥与汉代西南边疆国家治理》，《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6期。
[94]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第281页。
[95]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在僮语，这那字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田。第137页：这那字有时写为南字；两广有很多南字地名，是不能作为南方二字解释的。第137页：那字全部，纳字全部，并南字罗字拉字的一部分，乃是“田”的意思。
[96]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644页。
[97]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76、512页
[98]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57页。
[99] [唐]陈羽：《犍为城下夜泊闻夷歌》，载[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卷348，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10页。
[100]［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丁丑。
[101]刘复生：《西南史地与民族——以宋代为重心的考察》，第282-283页：宋代习惯把泸州与叙州（戎州）之间的非汉民族群总称为“泸夷”，即“泸州夷人”之省，或成为“泸南夷人”。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当地“僰夷葛僚”和“乌蛮”的合称。也就是说，宋代的“泸夷”是对具有多种成分族群的合称。
[102]［南宋］蒲杲：《忠祐祠记》，［民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100，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3] [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4绍兴三年四月戊申条。
[104]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第52页。
[105]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795-79页。
[106]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1月北京第1版，2020年 11月北京第4次印刷，第796页。
[107]《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108]笔者在湖南考察时，怀化学院曹瑞波教授提示，通道等县有一支侗族曾被称为“老汉人”，中有“嬴”姓。关于“镡城之岭”系八十里大南山之论，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将另文讨论。
[109]廖幼华：《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载徐少华主编、晏昌贵副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下游开发一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121页。廖幼华：《宋代湘桂黔相邻地区堡寨及交通》，载廖幼华：《深入南荒——唐宋时期岭南西部史地论集》，中国台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11月，第246-274页。
[110]《册府元龟》卷97《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80页
[111]根据笔者考察结果，郭声波教授分析：杨满洞既是山洞名，也是洞（峒）寨名，至于洞主是否曾经居住在这个山洞，是可以再作研究的。对《册府元龟》史料的解读，似乎可理解为侯弘仁途经杨满洞（峒）主管辖的地盘，包括桑郎镇一带。
[112] [民国]蒙起鹏著，广西古籍丛书编辑委员会、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广西通志稿》（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诚谢广西区志办地情信息部部长韦韩韫查阅惠告。又《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上），第 460页、第 536页：广郁县治所当在今广西西林、乐业县与贵州册亨县交界处一带，确址不详。
[113]黄宁、张思宁主编：《回首白云低：读懂大明山读懂广西历史》，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30页。
[114]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266页。
[115]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4—125页。
（来源：边城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