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同司马相如、张骞等出使西南夷的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柏始昌等众多小人物，雪泥鸿爪，空有其名，未留一言。捡拾《史记》《汉书》等记载的有限信息，合理串联，可以看出他们是汉人、胡人、越人、僰人（濮人）组成的出使乃至开发群体，既勾勒出西汉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肇始，亦还原了巴蜀第二蜀道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开通时的曲折艰辛图景。
关键词：西南夷；出使；族属；民族「三交」；南方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汉帝国大规模开发西南夷的30年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大彰「时代精神之英雄主义与进取追求」，司马迁本人感同身受，为我们在《史记》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西南夷列传》。唐蒙、司马相如、张骞等名人举止言行活灵活现；可王然于、壶充国、柏始昌、吕越人等一群充当副使、间使、使者之职的小人物，却空有其名。捡拾他们的稀少记录，合理串联，可以把南部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开凿时那幅波谲云诡的画面，作又一次活灵活现的围观。
01、六次出使西南夷的小人物
王、壶、柏、吕或以副使之名、或行使者之实，跟随司马相如或者张骞出使西南夷，雪泥鸿迹，断续露头。他们在西南夷地区的活动时间跨度长短不一，有的20多年、有的10多年、有的仅见1次记录。但不得不说，如同没有堂邑父就没有张骞通西域的成功一样，若没有王然于等人绿叶相佐，就不会有司马相如、张骞、唐蒙等历史名人西南寻道、凿道的辉煌汗青。《史记》中关于这群多民族出身的使团成员出使西南夷的活动记录共有6次：
（一）王、壶、吕联袂出使，时间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因汉武帝认可司马相如对西夷情况的分析，「乃拜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体面威风。
（二）王、柏、吕组合。这之后，就再没有壶充国出场的记录，反而增加了柏始昌，时间是3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命令他们根据张骞从蜀地经身毒（今印度）可达大夏（今阿富汗）的报告，听从张骞指挥，「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从蜀郡、犍为郡各行一二千里。「王柏吕」到达滇和夜郎，得到滇王尝羌帮助，但没有达到目的，「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三）使者无名，时间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目的是打前站通知且兰（今贵州安顺）出兵共同远征南越。结果「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因为王、壶、吕、柏等人后来还有记录，这次被杀的使者应该不是他们。
（四）王然于一人，时间是南越被平2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目的是让滇王和平归顺，但滇王「未肯听」。
（五）「柏吕」组合出使。汉帝国元封二年降服滇王后，益州、越嶲等「初郡」已建，形势一片大好，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再次出发通道身毒、大夏。悲摧的是，他们被阻道的昆明人所杀，「终莫能通至大夏焉」。
（六）同样是一门心思求通身毒-大夏道，时间是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史记》记载了此次战役「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郭昌因「毋功，夺印」。所遣使者无名姓，不会是王、壶、柏、吕等人。
02、汉庭有多民族族属仕宦
西南夷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包括氐羌系、百濮系、百越系三大集团。朝廷指派出使人选定有考量，除了需要汉族人选外，配备适应多类民族特性的相应少数民族使者势在必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可知，配置的副使和普通随从也应有匈奴人，向导堂邑父即其中之一。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既有唐蒙通夜郎后的情况「还报」，也有他本人前去蜀地「责唐蒙」的调查所得，说明汉庭已经了解西南夷民族构成情况，配置同一或相近族属使者更便于他们有效沟通。
透过历史重重迷雾，可以看出王、壶、柏、吕等人中，必定有对应西南夷民族族属者参加。他们是多民族族属组成的开道、开发群体，是今天我们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象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典型代表之一。
「王壶柏吕」究竟是哪一类族属身份呢？如果其中有非汉族属使团成员，放眼当时西汉王朝，能寻觅到这样的少数民族人才吗？
不妨先看看其他少数民族族属人员入仕汉廷情况。
（一）汉庭的百越族属。
汉军平南越，南越所封苍梧王赵光及越揭阳县令「定」等人，「自定属汉」，其桂林监居翁，还「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没遇到秦始皇平岭南时惨烈的抵抗，越人人心所向，南越平定后，「遂为九郡」。
此前，西汉政府已经用事东越、闽越，威逼过南越，越人慕汉者多有归降并得到重用，元鼎五年秋，汉军五路人马进攻南越的领兵人物中，就有「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以及「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的安排，独当一面统领三路汉军的「严、甲、遗」，就是「归义」的百越之人。
（二）汉庭的匈奴族属。
匈奴人金日磾就被汉武帝赏识，汉武帝临终时特指定他为托孤大臣之一，书写了西汉一段传奇。班固赞为「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同类胡犾族属「行走」汉庭者尚多，不赘举。
（三）汉庭的百濮族属。
巴蜀商人「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时，大肆作奴隶买卖，「僰僮」中的精英份子，也会受到酷求人才的汉廷青睐，其本人或者后代踏入仕宦也有可能。
非汉族属人员进入汉帝国官僚体系不在少数，不仅因汉武帝本人心胸宽广，还有少数民族族属人才慕义华夏文明的内在驱使。
不管族属何种，这些进入华夏文化圈生活的少数民族人才，大都有汉姓或者汉名标明，但也没有尽脱本民族痕迹。金日磾的「金」姓就是武帝所赐，「日磾」应是其匈奴本称。比照出使西南夷的使者姓与名，壶、吕、柏也有这样的姓名规律，他们的姓名兼有汉族与本民族融合的特色，其非汉族属身份一眼即明。壶充国的「壶」对应「胡」，应该是氐羌系胡人；柏始昌的「柏」通「僰」，应该是百濮系僰人；吕越人更直截了当，就是百越系越人。
03、以王然于为代表出使西南夷的汉族小人物
（一）交往滇国。
王然于显然是一位处理西南夷方向边疆与民族问题的专家，其族属认定为汉人当无疑问。他能直通帝国中枢，与汉武帝「搭上话」，最广为人知的事迹便是「夜郎自大」一词的由来。王然于受张骞派遣寻找通往身毒之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他作为汉帝国「间使」，和柏始昌、吕越人等从犍为郡出发到滇国，「滇王尝羌乃留」，派出十几批本地使者往西助其求道，使团锲而不舍求道一年：
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附。天子注意焉。
期间自然觥觚交错，醉意阑珊中直率的尝羌「童言无忌」，问出汉帝国与滇国的大小之比；返程途中经过夜郎，百濮族属的夜郎王也不知天高地厚，同样问使团「汉孰与我大」。
王然于与尝羌「耳鬓厮磨」一年左右，滇池优美风光和濮人热情好客盈满归程，被他带回汉廷。回到朝廷后，王然于除了报告滇王与夜郎自大的笑话外，还大肆描述滇人乃楚人苗裔，汹涌着庄蹻这位华夏人血脉，提出建议要「足事亲附」给于关怀。这使得汉武帝印象深刻，为后来汉军围滇之际还遣使劝降埋了伏笔。
（二）僰道来回。
既然「王柏吕」组合能被尝羌所留，那王然于来回滇、夜郎的路线，应该是张骞「四道并出」路线中的「出僰」一线，他们应该是是从犍为郡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出发，沿先秦「蜀人南迁的重要路线之一」的溯金沙江线而上，被昆明所阻后转南入滇求助。回程经过位于云南沾益的夜郎，顺南夷道回到宜宾。这为今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西、中、东三条主线之间，还存在诸如「金沙江道」在内的众多网络化支道相互沟通的情况，提供了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
王然于最后出现的历史，在「风喻」滇王投降这一事件记录中。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将郭昌、卫广率领的巴蜀兵已经包围了滇国，发起总攻前，汉武帝专门派王然于前去说服。可见滇王曾经帮助寻道的友谊被帝国高层牢记于心，与此前「天子注意焉」的历史记载相互呼应。
（三）后王然于时代。
王然于没有完成说服滇王归降的使命，本来是「王柏吕」组合的身毒、大夏出使团队，只剩下后二者组合。不管有没有王然于参与出使，「指求身毒国」的探索都是一样的结果。西南夷郡县建立起来以后，汉廷又派出队伍两次出使，还是没能成功通过昆明人盘踞的地域继续西进。「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关于王然于出使西南夷的记载总共3次。从跟随司马相如的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到第三次即元封二年，在劝降滇王失败后，他的过往事迹仿若一缕青烟，不待挥一挥衣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王然于活动在西南夷地区长达20年之久，堪称副使类小人物中的「灵魂」。
04、少数民族族属参与出使西南夷情况
（一）氐羌系的壶充国。
「壶」姓在汉人族属中较为少见，从「壶」「胡」音同揣度，壶充国应该是归顺大汉的匈奴胡人。他是出使西南夷小人物中官至大鸿胪的「辉煌」代表，位列九卿之一，但不知何故后被免职。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他作为校尉王申生的副手，本想以「故鸿胪」身份立功西域东山再起，不料身首异处。壶充国在围攻西域小国郁成时战死，郁成王最终难逃虎狼之师的报复，汉军另派一支偏师让他王头落地。
任用壶充国随司马相如出使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有众多氐羌系活动的西夷地域作妥善沟通。西南夷中，巂、昆明、白马等「皆氐类」，巂人还有可能是中亚斯基泰民族，与匈奴一样来自草原；昆明则「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直到唐代，还有记录表明与北方草原民族突厥关系密切，「其俗与突厥略同」。可以推论，匈奴帝国与大汉帝国「竞争」期间，昆明人是毫无疑问地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帮助匈奴阻截汉使的「任务」。
按照司马迁《西南夷列传》描述，其时昆明人的活动范围横亘在今中缅印之间，包括今云南腾冲县、龙陵县以及德宏州、大理、保山[诸地，与司马相如出使「置一都尉，十余县」地域邻近，故同其打交道，正是习俗与之类似的胡人壶充国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应该作过「血脉相融」的沟通，辅助司马相如出色地完成出使任务，取得「天子大悦」的效果。
但从史书记录来看，二三十年间出使西南夷的过程中，壶充国只出场了这一次。终西汉一朝，昆明人也一直阻止汉使打通前往身毒的道路。
（二）百濮系的柏始昌。
古音「柏」与「白」音同，「白」「僰」同音，至今流行在川南乐山、宜宾、泸州一带口语里，「柏」「僰」都是取其音作字。僰是百濮之一，「僰」「濮」两字通用，柏始昌应该是濮人甚或就是僰人。
僰人分布的区域相当宽广，横跨川滇黔结合部，包括今四川宜宾大部，泸州西部、南部，云南昭通市和贵州毕节市部分地区。如汉武帝开西南夷，从僰道开始，置南广、存䣕、朱提、堂琅等县，实乃僰人奴隶主所建的国邑。同样，秦汉时之夜郎、滇、邛都，都是濮人（僰人）所建。
西汉朝廷经略西南夷，选派濮僰族属使者前往交涉，从中翻译、接洽、游说，让西南夷望风而服可以事半功倍。滇王尝羌之所以帮助汉使通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同属濮僰之人的柏始昌亲近，加上吕越人有上国南越的身份（后详），自然对王然于等人待如上宾。
随着汉廷对西南夷民风民情的进一步了解，此前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没能加盟的柏始昌，此时应运而生，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跟随张骞开始到被昆明人所害，断续在西南地区活动了10余年。
（三）百越系的吕越人。
作为百越族属的吕越人能在西南夷地域行走自如，正因此地都是南越的势力范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即从今两广到滇西以东「东西万余里」内，南越具有话语权，其颁「越归义蜻蛉长」一印，可知远在今云南大姚的蜻蛉，也受南越控制。这些地域本就混居着越人族属，让百越族属的使者一马当先——吕越人出场自合天时地利人和。
从反叛的南越丞相吕嘉可知，「吕」姓是越人大姓，盘根错节，人多势众：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吕嘉被伏波将军路博德手下同是越人的「越郎都稽」擒获，汉武帝正巡幸至汲县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高兴地把一个乡提升为县。为了杜绝吕姓继续在南越啸聚，「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迁其族人到西南夷地西部不韦县（今云南省施甸县），以华夏人吕不韦名号镇控这支越人。吕越人如果与该吕同宗，那他的优势比一般百越人更为了得，出使西南夷时更受人敬畏。
吕越人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追随司马相如，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和柏始昌一起被昆明人所杀。其整整20年间战斗在祖国西南地区，荡起一朵虽小却艳的民族共同体浪花。
05、结语
出使西南夷的上述诸多小人物，虽然组合行动，但一再「十余辈」排山倒海呼啸向前。除王然于不知所踪外，壶充国、柏始昌、吕越人全部为汉帝国鞠躬尽瘁，让后人怀念至今。
汉武帝「通西南夷道」以及直接「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的决策，对于交通建设、边疆管理、民族融合均有重要意义，也值得世界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唐蒙、司马相如、张骞和追随他们身边的副使们，都是大汉帝国拓边西南的典型代表，相如所开西夷道「南至牂柯为徼」，与唐蒙所开南夷道共同交汇牂牁地域，构成中国第二蜀道。它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秦巴山区的北部蜀道及东出夔门的川江蜀道一起，共同为汉帝国进一步有效经略岭南和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飞翼搭桥，为古代西南民族文化融入中原华夏文化扑鼻飞香，影响乃及隋唐，直至今日。王然于、壶充国、柏始昌、吕越人等多民族组合的工作团队，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和谐样板，他们长达30年锲而不舍的努力，肇建了云贵高原古代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共同开发西部的早期面貌，在当前民族「三交」的背景下值得认真总结，不断升华。
2024年5月10日初稿
2025年2月13日终稿
【本文发表于《文史杂志》2025年第3期（2025年5月5日出刊），网站发布略有增删，学术引用以原刊为准】
作者介绍：赵晓东，四川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古代西南交通研究者。
2021年12月，本文作者（左二）在云南弥勒市弥阳镇夸西村访问85岁的白彝村民海文采（女）。周锋摄
（来源：滇史）
